民国十一二年间，正是北洋军阀曹琨贿选时期，国库空虚，各机关员工薪资积欠很多。当时教育部所属的历史博物馆为了偿付欠资，寻找收入门路，经呈教育部批准，将存放在故宫内明、清两朝（明自永乐至崇祯，清自顺治至宣统）历时几百年的国家文件档案大部卖出。明朝的主要部分卖给白纸坊和西单的各纸商，当做造纸的废料；明末和清朝的部分，经清朝遗臣、以后当汉奸的罗振玉、金息侯、宝熙等转卖给日本人，造成国家不可弥补的损失。当时我是开设在西单同懋增南纸文具店的一名伙计，曾受经理之命，参予了一部分收买这批档案的活动。现将亲身经历的情况记述如下：
民国十一二年间，历史博物馆设在天安门内午门和端门的城门楼上。在午门外两侧的东西朝房内和端门的门洞里，存放着明、清两朝的国家文件档案，其中有各种奏折、各省督抚道府呈奏皇帝的各种文件、朝内军机处的稿件、皇帝石朱批交军机处和各部的文件、殿试的大卷、各国的使节来文、诰封圣旨、皇帝继位大典的贺折、皇帝皇后皇妃婚丧记载、零散典籍、书籍以及各种表册等，数量之多，无法统计。这些文件档案，当时都按斤过秤，当作废纸卖了。
当时经过的手续是：历史博物馆先呈报北洋政府教育部，经教育部批准。将这些文件档案分为两次投标出卖。根据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办理此项事务的傅某说：第一次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十几万斤，当做烂纸，以三千多元的标价卖给白纸坊的商人，由他们合资购去。据参加二次投标的纸商说：第一次白纸坊商人收购的烂纸共赚了两倍的利润，由合资的十几股均分。他们把这些烂纸零卖给白纸坊的各抄纸坊，以及附近各县的抄纸作坊。这批明朝的文件档案材料从此荡然无存。
第二次投标的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顺治至宣统止的文件档案材料，共计148000公斤。投标的四家，其中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西单牌楼朝西旧门牌一百五十号）和同懋祥南纸文具店是一个东家经营的两家买卖，也参加了投标。结果，同懋增以银元4050元中标。
同懋增南纸文具店平日供应历史博物馆纸张和办公用品，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姓傅的庶务时常到同懋增购买办公用品，相处熟了，他就怂恿同懋增经理程运增做这笔生意。程运增等核算，如能照标额中标，估计可得两倍利润。但本店资金不够，经程与天兴银号经理李云舫商妥，由银号贷款5000元，月息一分二厘，六个月偿还。同懋增中标后，如期如数将款交清。
拉运这些文件档案时，历史博物馆给予方便。同懋增派了50辆兽力大车去拉货，每辆大车上都插了一面黄色的小三角旗，旗上加盖历史博物馆的钤记。那天，车队由天安门内起运，浩浩荡荡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拉到广安门善果寺庙内。同懋增已租好了善果寺的各大殿和配殿，存放这些文件档案材料。
同懋增派该号的两位五十多岁有经验的售货员李华甫与张玉峰负责经管拉运事务，由同懋增与同懋祥两号派学徒十几人押运，50辆大车共拉运了十几天，才全部拉完。拉到善果寺后，为了防火防盗，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还用苇席将堆积如山的文件档案材料圈起，并由学徒十几人昼夜轮流看守。我参加了押运和看守的工作。
拉运完毕，经理派李、张二位售货员负责经管零售业务。零售场就设在善果寺，因为善果寺面积大，又临大街，交通便利，拉运零卖都方便。零售开始几天后，大约只卖了一千斤，就停下来。据说有一些新的主顾，准备全部一次买去。其中有安福系的司法总长董康，愿出价八千银元全部购买。这项买卖还未商定，又有琉璃厂悦古斋古典书店的经理岳某来找程运增说，他可介绍另一位愿出银元15000元的买主，但事成后要给他介绍费一成。程说：“好办，如能给我三万元，就给你三千元介绍费。”与此同时，又有琉璃厂的古籍书商王子元来，说要挑买一部分零散的旧书，按斤出价，每斤银元一元。王子元带来两个学徒，挑走了150斤，还另装了几袋奏折等，共付了二百银元。
这个时候，悦古斋的岳某会同前清遗臣金息侯、宝熙等来到同懋增，对程运增说，他们为了敬惜字纸，行善事，愿意全部购买，要程少赚点钱卖给他们。程答应与店中各执事研究再定。程等考虑：时届冬季，延到过年过节，放爆竹刮大风，有引起火灾的危险；其次，又怕时间拖长，要增加偿还银号借款的利息，不如早日处理合算，于是就答应了，以22000元之数，一次售卖成交。隔日，罗振玉、金息侯跟悦古斋岳某一同来到同懋增楼上签订合同，由罗振玉签字，并交来22000元的支票一张（当时我在场沏茶倒水，亲眼看见罗交出支票，但是什么银行的，我记不得了）。同懋增收下后，随即交给天兴银号，存入同懋增的帐户。接着，罗振玉、金息侯求程运增介绍善果寺的和尚同他们相识，拟继续租赁该庙大殿存放这些文件档案材料。寺内和尚答应后，罗等就派一姓张的前来接收。同懋增的学徒就撤回来了。李华甫与张玉峰被留用，讲妥每天每人工资一元，时间是半年。因为他们两人能够辨识古籍纸类的年代。悦古斋的岳某，又找来古籍书店的伙友十余人，帮助他们共同整理。
这些所谓烂纸经整理后，装了箱，最后由火车运到天津日租界，又装船运往大连，转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了。我国明、清两代的珍贵文件档案材料，就这样经北洋政府、商人和汉奸之手流失到国外去了。
这批材料盗卖出国以后，金息侯还曾来我们店找程运增说：“你店中人和在善果寺看管过的学徒等，如果手里还存有这类古装书籍、文件，不论什么内容，我愿按件付给银元一元悉数收买；如果其中经我鉴定是有用的，每件还可多给一元。”经号内询问，没有一个人留存这类材料纸张。当时程经理曾后悔地说：“我们做生意的不懂这些‘烂纸’是宝。如早知道，这148000多斤，该值多少钱哪！是我们没此财命，把便宜全让罗振玉、金息侯等人占了。”他还说：“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赚了一万多元，而悦古斋的老岳，只凭一张嘴就得了两千元的介绍费。以后罗振玉又给了他三千元，他白得了五千元，多容易呀！”有一次，他又说：“王子元买了150斤，转手论件卖给罗振玉，比我们赚的并不少，这都是我们吃了不懂的亏，上当受骗了。”
摘自《北京文史资料精华·文苑撷英》北京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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